诸葛亮
诸葛亮字孔明,三国蜀汉琅琊郡阳都人(今山东省沂水县)。少年时父母双亡,逐随叔父避乱荆州,隐居于南阳隆中,常自比管仲、乐毅,爱唱《梁父吟》,结交庞德公、庞统、司马徽、黄承彦、石广元、崔州平、徐庶等名士。其智谋为大家所公认,人称「卧龙」。娶黄承彦之女为妻。
刘备屯兵新野时,徐庶为幕僚,向刘推荐诸葛亮。刘备三访其庐,诸葛亮才与其相见,并立刻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即占据荆、益二州,联合孙权,对抗曹操,统一天下的建议。深得刘备的赞赏,自此成了刘备主要辅佐。后助刘备败曹操于赤壁,佐定益州,使蜀与魏﹑吴成鼎足之势。曹丕代汉为帝后,刘备也称帝,诸葛亮出任丞相,总理国家大事,关羽镇守荆州。
章武三年(223)春,刘备在永安病危,召诸葛亮瞩托后事说:「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助,便给以辅助;若其不才,您可取而代之。」诸葛亮忙哭道:「臣必竭心尽力相辅,效忠贞之节,死而后已!」后主即位,诸葛亮受封武乡侯,建立丞相府以处理日常事务,又兼任益州牧。当时,全国的军、政、财,事无大小,皆由诸葛亮决定。
诸葛亮执政后,首先要办的第一件大事是恢复与东吴的外交关系。刘备死后,东吴一方面继续向魏称臣,一方面尚未拿定主意怎样对蜀,仍陈大军于蜀的边境。诸葛亮派尚书邓芝出使东吴,说服孙权与蜀联合,与魏断绝关系。
当时,南中诸郡在刘备东伐之时,受东吴策动而叛乱,严重威胁蜀汉后庭。诸葛亮执政后,与东吴恢复邦交,切断了南中的外援。经过两年调养,诸葛亮上书后主,决心平定南中叛乱。建兴三年(225)春,诸葛亮率大军兵分三路征伐南中。在此次战争中,诸葛亮对叛军首领孟获采用攻心战术,七擒七纵,使其心悦诚服。平叛战斗结束后,诸葛亮吸取「众建诸侯分其力」的经验,将南中四郡分为六郡,叛乱中心建宁郡被分得最细,起用大量土著大姓为官吏,达到不留军队、不运粮草,又能治理该地的目的;征调南中「青羌」万余家入蜀,以其青壮组成骑兵五部,号称「飞军」:设立庲降都督,掌管南中军政。该年十二月,诸葛亮率军回到成都。
建兴五年(227)三月,诸葛亮上《出师表》于后主,率军至汉中,准备北伐。他先在汉中练兵约一年,然后北攻。魏南安(治甘肃陇西)、天水、安定(治甘肃济川)三郡当即降蜀。魏明帝亲赴长安督战,以曹真督关右诸军,采用以防守为主的战略。蜀军先扬言要由斜谷道攻取郿县,并使赵云、邓芝率一军据箕谷(今陕西褒城西北)为疑军,诸葛亮率主力西攻祁山。参军马谡领一军为先锋,驻街亭。马谡挥不当,大败于魏军,丢失街亭。蜀军失去前进的据点,只好退回汉中(正史并无「空城计」退司马懿军之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上书自贬三级,以右将军身分行丞相之职。
建兴六年(228)冬,魏军三路攻吴,关中空虚。诸葛亮再次率军北伐。蜀军此次出大散关,围攻陈仓二十余日不下,粮尽而退。建兴七年(229),诸葛亮第三次率军北伐。蜀军西向,取魏武都、阴平二郡而回。诸葛亮复任丞相。
在这一时期,诸葛亮与李严的矛盾为引人关注的焦点。本来,他们两人同受刘备托孤,共为辅臣。直到建兴四年(226),两人关系还比较好,诸葛亮在与孟达的信中环称赞李严。但不久,李严写信给诸葛亮,建议利用掌握朝政大权的便利,像曹操那样进爵封王,接受「九锡」,这样他也能捞到若干好处。诸葛亮对此非常生气,在回信中狠狠批评了李严一通。不久,诸葛亮在即将伐魏前,调李严带他所辖的二万军队来镇守汉中。李严却讨价还价,要诸葛亮从益州东部划出五郡设立江州,让他当江州刺史,致使调动未成。诸葛亮以大局为重,也就妥协了;建兴七年,陈震在出使东吴前,专门找诸葛亮汇报李严的巧诈问题,特别谈到李严早年在家乡为官时的一些劣迹,但没引起诸葛亮的足够重视。建兴八年(230),曹军欲三路攻蜀,诸葛亮再次要李严带二万军队到汉中坐镇,李严又讨价还价。诸葛亮即做让步,任命其子为江州都督督军,接替李严调走后的工作,李严这才执行调动命令。建兴九年(231),诸葛亮第四次伐魏,命李严在汉中负责后勤供应,李严未及时筹集到粮草,便写信给诸葛亮说皇上命令退兵。诸葛亮退军后,他又欺骗朝廷说此次退兵是为了诱敌。当诸葛亮回来后,他又故作惊问:「军粮已经够用,为何突然退兵?」于是,诸葛亮在上朝时拿出李严的书信为据,与许多将士一道签名上表,弹劾李严,将他免为庶人,流放到梓潼。
建兴十二年(234)二月,诸葛亮第五次北伐,以大军出斜谷,据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四十里)。此次出兵,事先与东吴约好同时攻魏。但东吴迟迟不发兵,迄至五月,孙权才派陆逊、诸葛瑾率兵屯江夏、沔口(今湖北汉囗),进攻襄阳,孙权自己则率大军围合肥新城。对此,魏明帝的策略是先挫败东吴。他亲率水军东征,让西守的司马懿坚守不战,让蜀军粮尽自退。但当孙权得知魏主的意图后,认为己方成了主战场,吃了亏,即令全线撤军。在西线。诸葛亮鉴于以往的教训,分兵屯田,打算久驻。这年八月,诸葛亮突患急病,暴卒于前线,时年五十四岁。蜀军全线撤军。诸葛亮在生前留下遗嘱:「葬于汉中定军山,就在山坡中挖一个坟,坟坑可装下棺材便行了。穿平常的衣服,不随葬器物。
2010年7月2日星期五
王维
王维
王维(七零一-七六一),字摩诘,蒲州(今山西永济县)人。他是一个早熟的作家,九岁就负有才名,年十九,赴京城试,举解头(即第一名举子),二十一岁成进士。曾一度奉使出
王维(七零一-七六一),字摩诘,蒲州(今山西永济县)人。他是一个早熟的作家,九岁就负有才名,年十九,赴京城试,举解头(即第一名举子),二十一岁成进士。曾一度奉使出塞,此外大部分时间在朝任职。安史之乱,被执,拘禁于菩提寺中,他伪装病疾。安史乱平,以谄贼官而论罪,因曾作诗寄慨,因而只受到降官的处分。后官至尚书右丞。
王维在诗歌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无论边塞、山水诗,无论律诗、绝句等都有流传人口的佳篇。王维又是一位著名的绘画大师。苏轼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王维确实在描写自然景物方面,有其独到的造诣。无论是名山大川的壮丽宏伟,或者是边疆关塞的壮阔荒寒,小桥流水的恬静,都能准确、精炼地塑造出完美无比的鲜活形象,着墨无多,意境高远,诗情与画意完全融合成为一个整体,著有《王右丞集》二十八卷。
王维(七零一-七六一),字摩诘,蒲州(今山西永济县)人。他是一个早熟的作家,九岁就负有才名,年十九,赴京城试,举解头(即第一名举子),二十一岁成进士。曾一度奉使出
王维(七零一-七六一),字摩诘,蒲州(今山西永济县)人。他是一个早熟的作家,九岁就负有才名,年十九,赴京城试,举解头(即第一名举子),二十一岁成进士。曾一度奉使出塞,此外大部分时间在朝任职。安史之乱,被执,拘禁于菩提寺中,他伪装病疾。安史乱平,以谄贼官而论罪,因曾作诗寄慨,因而只受到降官的处分。后官至尚书右丞。
王维在诗歌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无论边塞、山水诗,无论律诗、绝句等都有流传人口的佳篇。王维又是一位著名的绘画大师。苏轼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王维确实在描写自然景物方面,有其独到的造诣。无论是名山大川的壮丽宏伟,或者是边疆关塞的壮阔荒寒,小桥流水的恬静,都能准确、精炼地塑造出完美无比的鲜活形象,着墨无多,意境高远,诗情与画意完全融合成为一个整体,著有《王右丞集》二十八卷。
苏轼
苏轼(公元1037--公元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今属于四川)人,是中国北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127年)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曾担任嘉佑进士等官方职位,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三苏",在文学艺术界很有名气。
他擅长画竹子,学习文同。他较早的倡导文人画,开创了湖州画派。作品有《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他是"苏、黄、米、蔡" 四大书法家之一。他擅长行书、楷书,他的书法吸取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徐浩、李北海、杨凝式各家营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革新。他在对书法艺术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再去进行创造,不是简单机械的去学习古人。他在拿笔上运用不同于常人的特殊方法,注意书写工具的改革。
他擅长画竹子,学习文同。他较早的倡导文人画,开创了湖州画派。作品有《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他是"苏、黄、米、蔡" 四大书法家之一。他擅长行书、楷书,他的书法吸取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徐浩、李北海、杨凝式各家营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革新。他在对书法艺术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再去进行创造,不是简单机械的去学习古人。他在拿笔上运用不同于常人的特殊方法,注意书写工具的改革。
孟浩然
孟浩然(公元689~740)唐代诗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世称孟襄阳。前半生主要居家侍亲读书,以诗自适。曾隐居鹿门山。
隐居一段时间,又想有所作为,因而到长安寻觅机会。他的诗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名声一时传遍京师,可惜在仕途方面却阻碍重重,始终得不到朝廷重视,孟浩然受到莫大的打击,只得失意地回到鹿门山,悠游山水间。之后虽有一、两次机会,但可惜都没能施展才能。
公元740年,好朋友王昌龄来到襄阳,此时孟浩然背上生疽,己经快痊愈了,医生叮咛不可吃鱼虾等食物,可是老朋友相聚,饮酒聊天,无比欢乐,孟浩然竟忘了忌讳,吃了鲜鱼,结果病毒发作死亡。活到五十二岁。
孟浩然诗歌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题材不宽,多写山水田园和隐逸、行旅等内容。虽不无愤世嫉俗之作,但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他和王维并称,其诗虽不如王诗境界广阔,但在艺术上有独特造诣,而且是继陶渊明、谢灵运、谢眺之后,开盛唐田园山水诗派之先声。孟诗不事雕饰,清淡简朴,感受亲切真实,生活气息浓厚,富有奇妙自得之趣。如《秋登万山寄张五》、《过故人庄》、《春晓》等篇,淡而有味,浑然一体,韵致飘逸,意境清旷。孟诗以清旷冲澹为基调,但冲澹中有壮逸之气,如《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一联,精力浑健,俯视一切。但这类诗在孟诗中不多见。总的来说,孟诗内容单薄,不免窘于篇幅。现通行的《孟浩然集》收诗263首,但窜有别人作品。新、旧《唐书》有传。
隐居一段时间,又想有所作为,因而到长安寻觅机会。他的诗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名声一时传遍京师,可惜在仕途方面却阻碍重重,始终得不到朝廷重视,孟浩然受到莫大的打击,只得失意地回到鹿门山,悠游山水间。之后虽有一、两次机会,但可惜都没能施展才能。
公元740年,好朋友王昌龄来到襄阳,此时孟浩然背上生疽,己经快痊愈了,医生叮咛不可吃鱼虾等食物,可是老朋友相聚,饮酒聊天,无比欢乐,孟浩然竟忘了忌讳,吃了鲜鱼,结果病毒发作死亡。活到五十二岁。
孟浩然诗歌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题材不宽,多写山水田园和隐逸、行旅等内容。虽不无愤世嫉俗之作,但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他和王维并称,其诗虽不如王诗境界广阔,但在艺术上有独特造诣,而且是继陶渊明、谢灵运、谢眺之后,开盛唐田园山水诗派之先声。孟诗不事雕饰,清淡简朴,感受亲切真实,生活气息浓厚,富有奇妙自得之趣。如《秋登万山寄张五》、《过故人庄》、《春晓》等篇,淡而有味,浑然一体,韵致飘逸,意境清旷。孟诗以清旷冲澹为基调,但冲澹中有壮逸之气,如《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一联,精力浑健,俯视一切。但这类诗在孟诗中不多见。总的来说,孟诗内容单薄,不免窘于篇幅。现通行的《孟浩然集》收诗263首,但窜有别人作品。新、旧《唐书》有传。
柳宗元
柳宗元(77一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西南解州镇)人。世称柳河东。唐德宗贞元九年(793)进士,曾任集贤殿正字、蓝田尉、监察御史里行等职。)顺宗时,官礼部员外郎。他参加了主张政治革新的王叔文集团,反对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王叔文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调任柳州刺史,病逝于任所,因又称柳柳州。
柳宗元和韩愈齐名,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故并称“韩柳”。他的作品对下层人民的悲惨处境和社会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能无情地加以揭露和批判,说理透辟,笔锋犀利,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他的山水游记刻画细致,寄托深远,往往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他写作的一些讽刺寓言,篇幅虽小,寓意深刻,也为后人广泛传诵。他的诗歌风格幽峭洁净,自成一家。有《柳河东集》。
柳宗元和韩愈齐名,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故并称“韩柳”。他的作品对下层人民的悲惨处境和社会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能无情地加以揭露和批判,说理透辟,笔锋犀利,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他的山水游记刻画细致,寄托深远,往往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他写作的一些讽刺寓言,篇幅虽小,寓意深刻,也为后人广泛传诵。他的诗歌风格幽峭洁净,自成一家。有《柳河东集》。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年)是广东新会县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他不仅是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家、著名学者,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尤其是在对子女进行的家庭教育方面,堪称极其成功者。
梁启超自小就极聪慧,加之勤奋好学,有极为强烈的求知欲,在乡间即有“神童”之称。16岁时(1889年),梁启超考中举人。他因在上海得见《瀛环志略》以及若干西书,开始接触西学,对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异常倾倒,遂于1890年拜康有为为师,接受改良主义思想,并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也是康有为“万木草堂”弟子中最杰出的一个。甲午战争失败后,关心国家民族安危,研究西方国家强盛原因的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发动了著名的戊戌变法救国运动,成为与康有为齐名的改良主义领袖,时人并称“康梁”。
梁启超是一位极其勤奋的学者,生平著述极多,达1400万字,内容广及政治、历史、经济、教育、哲学、佛学、文学、新闻学等诸多方面,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一笔丰硕的文化遗产。
梁启超又是很重视并且善于进行家庭教育的教育家。他有九个子女(五子四女),在他的教育下,个个道德高尚,才华出众,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后来都成为对祖国有杰出贡献的杰出人才。
一、爱国主义教育
梁启超一生虽历经沧桑坎坷,但爱国之心始终不变,以著作报国达40年。他对子女的影响和教育贯穿着一个中心,就是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在家里,他经常向子女们讲祖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者的故事;孩子们长大离家后,他仍以书信形式继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掌握专业知识,将来报效祖国。在他的教育影响下,孩子们自幼培育了对祖国深厚的感情,立下了报国之志。
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中,先后有七个曾到外国求学或工作,他们在国外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学贯中西,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完全有条件进入西方上流社会,享受优厚的物质待遇。但是,他们中却无一人留居国外,都是学成后即刻回国,与祖国共忧患,与民族同呼吸。抗战期间,梁启超的长子、著名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和夫人林徽音在四川过着清贫的生活且又都疾病缠身,却仍然顽强地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当时美国一些大学和博物馆都想聘请他们到美国工作,这对他们夫妇治病也大有好处。但是,他们却一一拒绝了。梁思成说:“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
新中国成立后,梁启超的家人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虽历尽磨难而无怨,以一腔热血报效祖国。他们全家人在梁启超夫人王桂荃和长女、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梁思顺的主持下,将梁启超遗留下来的全部手稿都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并把北戴河一座别墅献给了国家。1978年,梁启超的次女、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梁思庄又代表全家将梁启超坐落在北京卧佛寺的陵园和几百株树木献给了国家。1981年,梁思庄组织在京的弟、妹集体自费回广东新会探望乡亲父老。他们带去了梁启超的亲笔字卷和战国编钟,赠送给广州和新会博物馆。至此,梁启超和他的子女们将他们所能献出的一切全部奉献给了祖国。
二、道德品质教育
梁启超很重视对子女进行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并以自己崇高的道德情操为子女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从小就要求孩子们一定要艰苦朴素,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他说:“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得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1他教育子女们要热爱生活,适应环境。他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了新生命,如朝日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在他的教育影响下,孩子们个个都有一个艰苦奋斗的历史。
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1930年学成回国,正是国内战火不断的时代。他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长期从事考古工作,曾主持山东章丘龙山镇和河南安阳后冈、西北冈等重要发掘,并首先确定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梁启超的四女梁思宁,在南开大学读一年级时,因日机轰炸而失学。她抱着满腔的爱国热忱投奔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梁启超的幼子梁思礼,1924年才出生。当他5岁时,梁启超就去世了。他17岁赴美求学,边打工边读书,在饭馆里洗碗碟,在游泳池当救生员,什么都干,苦读八年,终于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从事电子科学研究工作,是我国著名的火箭专家,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并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三、追求知识教育
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中很注意引导孩子们追求知识的兴趣,培养他们好学深思的习惯。他很尊重孩子们的个性和志趣,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并以平等商量的方法设想每个孩子的发展方向。
在治学方法上,梁启超要求每个儿女既要专精又要广博,他在对子女的谈话及通信中指出:“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之某部门,稍多用点功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他以自己为例说:“我生平趣味极多,而对于自己所作的事,总是作的津津有味,而且兴趣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句,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他要求次女梁思庄“在专门学科之外,还要选一两种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他对梁思成说:“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时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
梁启超不断鼓励孩子们战胜学业上的困难,继续前进,要效法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精神,同时也要培养和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当学建筑的梁思成在美国完成学业之后,梁启超要他到欧洲考察一二年,再结合对中国古建筑的考察研究以形成自己的学问。当学考古的梁思永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之后,梁启超立即安排他回国实习并收集中国的有关史料。
正是由于梁启超的良好的家庭教育方法,使他在对子女的教育培养方面大获成功。他的儿女们不负父亲,个个意志坚强,性格开朗,学有专长又多才多艺。他们都为祖国的解放尤其是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梁启超自小就极聪慧,加之勤奋好学,有极为强烈的求知欲,在乡间即有“神童”之称。16岁时(1889年),梁启超考中举人。他因在上海得见《瀛环志略》以及若干西书,开始接触西学,对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异常倾倒,遂于1890年拜康有为为师,接受改良主义思想,并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也是康有为“万木草堂”弟子中最杰出的一个。甲午战争失败后,关心国家民族安危,研究西方国家强盛原因的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发动了著名的戊戌变法救国运动,成为与康有为齐名的改良主义领袖,时人并称“康梁”。
梁启超是一位极其勤奋的学者,生平著述极多,达1400万字,内容广及政治、历史、经济、教育、哲学、佛学、文学、新闻学等诸多方面,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一笔丰硕的文化遗产。
梁启超又是很重视并且善于进行家庭教育的教育家。他有九个子女(五子四女),在他的教育下,个个道德高尚,才华出众,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后来都成为对祖国有杰出贡献的杰出人才。
一、爱国主义教育
梁启超一生虽历经沧桑坎坷,但爱国之心始终不变,以著作报国达40年。他对子女的影响和教育贯穿着一个中心,就是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在家里,他经常向子女们讲祖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者的故事;孩子们长大离家后,他仍以书信形式继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掌握专业知识,将来报效祖国。在他的教育影响下,孩子们自幼培育了对祖国深厚的感情,立下了报国之志。
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中,先后有七个曾到外国求学或工作,他们在国外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学贯中西,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完全有条件进入西方上流社会,享受优厚的物质待遇。但是,他们中却无一人留居国外,都是学成后即刻回国,与祖国共忧患,与民族同呼吸。抗战期间,梁启超的长子、著名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和夫人林徽音在四川过着清贫的生活且又都疾病缠身,却仍然顽强地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当时美国一些大学和博物馆都想聘请他们到美国工作,这对他们夫妇治病也大有好处。但是,他们却一一拒绝了。梁思成说:“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
新中国成立后,梁启超的家人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虽历尽磨难而无怨,以一腔热血报效祖国。他们全家人在梁启超夫人王桂荃和长女、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梁思顺的主持下,将梁启超遗留下来的全部手稿都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并把北戴河一座别墅献给了国家。1978年,梁启超的次女、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梁思庄又代表全家将梁启超坐落在北京卧佛寺的陵园和几百株树木献给了国家。1981年,梁思庄组织在京的弟、妹集体自费回广东新会探望乡亲父老。他们带去了梁启超的亲笔字卷和战国编钟,赠送给广州和新会博物馆。至此,梁启超和他的子女们将他们所能献出的一切全部奉献给了祖国。
二、道德品质教育
梁启超很重视对子女进行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并以自己崇高的道德情操为子女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从小就要求孩子们一定要艰苦朴素,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他说:“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得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1他教育子女们要热爱生活,适应环境。他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了新生命,如朝日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在他的教育影响下,孩子们个个都有一个艰苦奋斗的历史。
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1930年学成回国,正是国内战火不断的时代。他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长期从事考古工作,曾主持山东章丘龙山镇和河南安阳后冈、西北冈等重要发掘,并首先确定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梁启超的四女梁思宁,在南开大学读一年级时,因日机轰炸而失学。她抱着满腔的爱国热忱投奔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梁启超的幼子梁思礼,1924年才出生。当他5岁时,梁启超就去世了。他17岁赴美求学,边打工边读书,在饭馆里洗碗碟,在游泳池当救生员,什么都干,苦读八年,终于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从事电子科学研究工作,是我国著名的火箭专家,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并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三、追求知识教育
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中很注意引导孩子们追求知识的兴趣,培养他们好学深思的习惯。他很尊重孩子们的个性和志趣,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并以平等商量的方法设想每个孩子的发展方向。
在治学方法上,梁启超要求每个儿女既要专精又要广博,他在对子女的谈话及通信中指出:“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之某部门,稍多用点功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他以自己为例说:“我生平趣味极多,而对于自己所作的事,总是作的津津有味,而且兴趣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句,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他要求次女梁思庄“在专门学科之外,还要选一两种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他对梁思成说:“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时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
梁启超不断鼓励孩子们战胜学业上的困难,继续前进,要效法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精神,同时也要培养和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当学建筑的梁思成在美国完成学业之后,梁启超要他到欧洲考察一二年,再结合对中国古建筑的考察研究以形成自己的学问。当学考古的梁思永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之后,梁启超立即安排他回国实习并收集中国的有关史料。
正是由于梁启超的良好的家庭教育方法,使他在对子女的教育培养方面大获成功。他的儿女们不负父亲,个个意志坚强,性格开朗,学有专长又多才多艺。他们都为祖国的解放尤其是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韩愈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二十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二十五岁后,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三十六岁后,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五十岁后,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五十七岁终。政治上较有作为。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
他与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曾巩、欧阳修、王安石合称为唐宋八大家.韩愈(七六八-八二四),贞元八年(七九二)进士。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在刑部侍郎任上,他上疏谏迎佛骨,触怒了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于穆宗时,召为国子监祭酒,历任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
他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诗人。他和柳宗元政见不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以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也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谲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挚电的壮观。
另外韩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对后世亦有不小的影响。当然韩诗中也有追求怪诞诡谲的游戏文字,是不足取的。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二十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二十五岁后,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三十六岁后,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五十岁后,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五十七岁终。政治上较有作为。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
他与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曾巩、欧阳修、王安石合称为唐宋八大家.韩愈(七六八-八二四),贞元八年(七九二)进士。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在刑部侍郎任上,他上疏谏迎佛骨,触怒了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于穆宗时,召为国子监祭酒,历任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
他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诗人。他和柳宗元政见不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以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也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谲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挚电的壮观。
另外韩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对后世亦有不小的影响。当然韩诗中也有追求怪诞诡谲的游戏文字,是不足取的。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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