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继《春秋》后的一部以编年体的史学巨著，司马光自幼好读《左氏春秋》，喜欢编辑旧事以成编。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呈《历年图》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盖周、秦二朝，当时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满意，于是下令在崇文院内设置书局，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并供给笔墨、缯帛、费用、餐点、果物等服务，要他继续写下去，并准许他借阅皇家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藏书。

于是司马光就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居家极其简陋，夏天闷热难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请匠人另辟一地下室，“常读书于其中”，“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每夜秉烛著书，生病时亦不休息。好友劝他“宜少节烦劳”，他说：“先王曰，死生命也。”就这样过了15年不问政事的著书岁月。

书名为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资治”两字意谓著帮助。“通”则意谓著博通古今，“鉴”则有引为借镜之意。宋神宗亲自作了一篇序，赐给司马光。这篇序后来保护《通鉴》免遭毁版的灾难。

《资治通鉴》编修工作艰巨，先由助手搜集资料和编写初稿，然后由司马光综合全书，加以增删，再由司马康检订文字。首先，在资料搜集方面，单是正史有十七种，参考的野史，谱录，别集，碑志等杂史有三百多种，加上龙图阁等藏书，可以想见当时资料之丰富。

资治通鉴在写庞勋时，不但用郑樵的《彭门纪乱》，还引用韦昭度的《续皇王宝运录》，贾纬的《唐年补录》等私家著述。使得《资治通鉴》大量描述地方史观与社会史观，有别于官修的新旧唐书的中央史观。

《资治通鉴》在撰写前先由天文学家刘羲叟编订正确年历，以夏历为主，作为全书的骨干，若同年有二年号以上，则以后来者为定。首先把史料摘录下来，按年代顺序，编成“丛目”，各人先修“长编”，编写“长编”时常在每一事中间空一行以备剪贴，务求其详尽，“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接下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同异，删其繁冗，如范祖禹的〈唐纪〉成书六百余卷，经司马光剪裁、编定为八十一卷。如果发现汇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进行“考异”工作，最后方能定稿。司马光一生不写草字，《资治通鉴》草稿全部以正楷写成，史载：“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

《资治通鉴》写作时间据资料记载一共花了19年，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开始一直到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才完成。由于过度劳累，元丰五年秋天，司马光已罹患“语涩疾”（清朝陈弘谋谓“疑当中风”），乃预作遗表，内容提及反对变法事。元丰七年十一月司马光《进通鉴表》自叙曰：“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书成之后，只有他的朋友王胜之看过一遍，其他的人只翻一页，就哈欠连连，欠伸思睡。此书完成后两年，司马光逝世。

此书引起司马光之后许多史学家的醒思，史学家面临改朝换代，君臣异位的尴尬时期时，往往以资治通鉴的撰写精神为原则，强调君臣处理事情与一般人处理事情有所不同与学习思考。